写实人物画并非始出于西方，在中国绘画史上写实人物画曾经有过辉煌的记录，我们有过自己写实人物画的大家和传世经典，《卓歇图》、《重屏会棋图》、《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以及不胜枚举的肖像画杰作。伟大的实践催生出伟大的理论建树，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六法”、张彦远的“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必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更早的还有荀子的“形具而神生”……这一切飞越时空的思辩，让我们至今仍然深切地感受到先贤们穿透历史的睿智。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至珍，为了坚持一种学术的偏见，把自己的文明成果拱手相让，不能说是对自己民族的尊重。

　　源于上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带有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为写实人物画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写实人物画以从来没有的速度和规模蓬勃发展起来。近百年来写实人物画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库，改变了中国绘画史由于历史的偏颇造成的艺术发展的失衡，让日益与现实生活疏离的艺术重新血脉相连，近代美术史由此饱满而充盈，成绩是巨大的，这不是文明的陷落，而是新的辉煌。

　　“神似”从来不是“文人画” 的专利，相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才是写实人物画本来的宗旨。我们要的是主客观的统一，把写实硬说成是只要“形似”不要“神似”，把写实等同照相那是学术强奸，这是一种严格认真的方式，它不仅高度注意“怎样画”，同样需要高度注意“画什么”，它不能胡乱编造而必须言之有据(生活的依据)，这种对“画什么”和“怎样画” 的双重关注，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制约，这种生活、作者、作品3者之间的紧密关联，这就使得写实人物画比之其他样式更具有了学术上的难度。

　　中西绘画写实形态的差异，来源于中西绘画的美学观念和表现方式、表现工具的不同，我们的写实，并非专指对物象物质性的质感给予尽情的描摹，对此，我们既不愿为，也不能为，我们的着眼点是在对人物神情状貌刻画的真实、深刻。

　　对于真实的表达通常是一种感觉，或是一种有依据的对实感的联想，因此，它常常表现为一种适可而止的状态，而这种对实感描写程度的把握，却是因人、因画而异的。我们有勇敢的出击，去打捞曾经本属于我们，而在历史中丢失的对现实世界的表达能力，并使它具有技术上、审美上的可能性，这里需要有创造、有增补。我们也有主动的撤退，看似被迫无奈，却是精心选择，有所不为而有所为。

　　确实，写实人物画是一种容易让大多数人进入的样式，然而，对于写实人物画的品鉴和读解有着层次的差别，这里同样存在着深刻和浅薄。没有深厚的艺术素养和高华的思想品质就无法进入到优秀杰作的内质，面对经典而一无所获，这种学术的盲视症并不少见，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学养的贫乏和高贵的不屑是那么地相近相邻让人难以辨析。